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來到金融管理部門調研，強調要增強四 個 意 識，切實做好當前金融工作。這是劉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以來首次調研金融管理部門。

劉鶴這次調研的時間點頗為關鍵。在去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確定了今后五年金融工作的方向之后，金融管理部門的人事調整則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無論是新成立的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還是央行和監管部門的人選，都引起了市場的高度關注。

此前幾天，新組建的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郭樹清出任首任主席。易綱則擔任央行行長。3月26日，郭樹清被任命為央行黨委書記、副行長。至此，金融管理機構和人事都已確定。劉鶴在央行主要領導職務調整決定宣布第二天即赴金融管理機構調研。

在調研中，劉鶴充分肯定了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金融系統所做的工作。“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成績來之不易，值得充分肯定。”劉鶴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是當前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強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統籌協調作用，把握好節奏和力度，促進金融穩定健康發展。要平穩有序推進機構改革工作，加快銀行保險監管職責調整，增強綜合監管能力。切實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

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金融強監管

實體經濟和金融協調問題一直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重要基本問題。實體經濟的結構失衡，會給金融業發展帶來極大的風險。同樣，金融業的混亂膨脹，也必定會給實體經濟帶來風險。

劉鶴這幾年的工作軌跡，正是在協調面對這兩個問題，一手抓實體經濟的改革，一手重塑金融監管。

2015年，當時中國經濟面臨極大的下行壓力，這既受到國際宏觀經濟下行周期的影響，也有中國經濟多年積累的結構性問題。當年，劉鶴多次赴經濟大省考察調研，一年之內兩次去浙江，和地方政府、企業人士座談，呼吁保護產權、激發企業家精神。其中，當年10月，他在廣東省調研時指出，“要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

在當時，“供給側調整”并不是熱門詞，只有少數經濟學家在討論中國供給側存在的問題。但是，當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具體而言就是“三去一降一補”。這是針對中國實體經濟存在的問題開出的“藥方”。

對于市場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實是一個新概念，但是如果研究了劉鶴從1980年代到2000年以來的學術思路就可以看出，結構性改革思路是他在漫長的對中國經濟現實問題的觀察、研究和改革實踐中得出的。早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就指出，“結構性政策可以視為中國經濟增長核 心的政策”，這個政策思路也屢次被中國經濟現實證明是正確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漸成為了這幾年中國最重要的宏觀政策，它不僅僅影響了國內，而且和國際上反思過度運用貨幣政策的思路相呼應。在2016年的G20峰會上，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對全球經濟開出了藥方，那就是結構性改革，而不是單純地依賴貨幣刺激。

這幾年改革的實踐顯示，雖然在某些領域，在落實“三去一降一補”政策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部分熱點城市房價上漲過快。但是，整體來看，中國經濟走出了前幾年的低谷，工業生產效率明顯提升，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也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果。

攻堅戰：消除金融不穩定風險

雖然在實體經濟領域仍面臨繁重的改革任務，但僅僅依賴實體經濟的改革，中國經濟仍然無法行穩致遠。這些年金融自由化狂飆突進，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斷提升，整個經濟的杠桿率不斷拉升。

這意味著即使宏觀經濟能保持穩定，但金融的不穩定性可能會對整個經濟帶來系統的不穩定性。這是中國經濟必須直面的重要問題，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連續四十年保持高速增長而沒有發生系統性危機的國家。

此前，中國宏觀經濟的異常波動中，來自外部的沖擊遠大于內部產生的問題。比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學界和決策層都在反思，為什么全球經濟出現了這么大的問題？當時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任職的劉鶴也不例外。

2012年，劉鶴在《比較》雜志上發表了《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文，這是他領銜的團隊做的一個重要研究，該文深入分析了兩次大危機發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針對中國的政策建議。這篇文章當時并沒有引起市場的關注，但是到了2014年，該文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后開始受到關注。這幾年則更是成為中國金融業人士分析未來金融政策的必讀文章。

2015年，中國金融業積累的監管問題和市場風險開始顯現。分業監管體制已不適應混業經營，金融業內部的資金空轉嚴重，地方隱性債務仍在不斷膨脹。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杠桿率居高不下，仍在擴張，居民杠桿率也在急速拉升。

這導致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債務。但是，全球貨幣政策的寬松周期已經接近尾聲，中國要繼續推進“去杠桿”，又要避免在“去杠桿”過程中觸發新的風險，因此處理好“去杠桿”的節奏，先“穩杠桿”，再逐步“去杠桿”。

同時，并未完全成熟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業也已吹響了開放的號角。多重的考驗和挑戰擺在面前。

重塑中國金融監管體系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對“十三五”規劃的說明中指出，“加強統籌協調，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這引起了新一輪的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討論。

有研究者提出了學習英國的“雙峰模式”。這是一個監管機構改革的醞釀期，在討論和醞釀的過程中，金融監管的風向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2015年12月，劉鶴在給《21世紀金融監管》中文版一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金融監管要有前瞻性、金融監管體系要有適應性、金融監管要“長牙齒”，不能只說不做。該文還指出，要改革和優化監管，牢固樹立風險思維和危機應對意識，進一步提高監管能力，進一步強化行動的意愿，敢于質疑、能夠說“不”，拒絕監管上的“父愛主義”，提高依法監管的執行力。

當時正是金融監管風格轉變的關鍵時期。當時，寶萬之爭正在發酵，引起市場高度關注。次年底，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致辭時，痛批“野蠻收購”。“我希望資產管理人，不當奢淫無度的土豪、不做興風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劉士余說。

這是一次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發言，證券市場的監管力度此后明顯加大。

2017年2月，山東省省長郭樹清調任銀監會主席。剛上任就掀起了整頓銀行業亂象的風暴。3月2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對金融領域腐敗要堅決查處、嚴懲不貸。4月9日，時任保監會主席項俊波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審查。此后，保監會主席一職空缺狀態維持了將近一年。

金融治亂從市場監管和監管部門內部兩個方向大力度展開，但要鞏固成果需要在機構改革上有突破，同時在監管理論上有創新。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議提出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這是一個全新的制度設計，意味著在一行三會之上，金融決策和監管有了更高層次的協調機構。

在理論上，通過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思，央行除了貨幣政策執行者的角色外，還開始承擔了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的職責，并在近年逐漸創建并完善了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包括MPA考核，以及在房地產金融、跨境資本流動進行宏觀審慎監管。

與此同時，央行也開始對資管產品市場的監管進行統籌協調，發布了資管新規的征求意見稿。

在這次調研中，劉鶴強調，“要加強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統籌協調作用，把握好節奏和力度，促進金融穩定健康發展。”劉鶴還要求，金融系統要切實轉變工作作風，提倡講短話、開短會、寫短文，提升專業能力，提高辦事效率，真抓實干，努力開創金融工作新局面。實干高效工作作風的要求將對金融系統產生實質性影響。

機構、人事已定，重塑金融監管體系已經邁出步伐，新風格和新局面即將開啟，但中國金融市場的重塑行動才剛開始。